陕西榆林刑事辩护律师张领：经验丰富，专注刑辩多领域维权。

在陕西榆林的刑事辩护领域，有这样一位律师，他的职业轨迹颇有些与众不同。他并非一离开法学院就踏入律所大门，而是先在公安系统摸爬滚打了十多年。这段经历让他对刑事案件的侦查逻辑、证据链条有着不同于一般辩护律师的理解。他就是陕西辅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张领。

见到张领律师时，他刚结束一场社区普法讲座。桌上摊开的笔记本里，密密麻麻记录着居民们咨询的各类法律问题。从公安到律师，身份变了，但用法律解决问题的习惯没变。“在公安那十几年，主要是跟网络安全和公共安全打交道，后来转型做律师，看问题的角度会更立体一些。”张领说这话时语气平和，像是在叙述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为什么选择刑事辩护这条窄路

刑事辩护在律师行业里向来被认为是“硬骨头”。会见难、阅卷难、辩护难，这些老问题依然存在。但张领偏偏选了这条路，而且一头扎进了网络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这两个细分领域。

“现在很多刑事案件都跟网络沾边，取证规则、电子证据的认定，跟传统案件完全不同。”张领解释说，“我在公安系统时就接触过大量涉网案件，知道侦查机关关注什么、证据从哪里来、哪些环节容易出问题。这些经验在辩护时能派上用场。”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则是另一个让他投入颇多的领域。他目前担任靖边县第五中学的法治副校长，也是靖边县“八五”普法讲师团讲师。在他看来，未成年人涉案往往有复杂的家庭和社会背景，辩护不能只盯着案卷，还要了解孩子背后的故事。

几起案件背后的辩护思路

说起具体案例，张领没有过多渲染辩护技巧，而是把重点放在了“怎么找到突破口”上。

有一起污染环境案让他印象深刻。当事人张某某等人在几个月时间里，从内蒙古拉运污水到靖边县，通过下水道非法排放，累计排放污水数量不小。公诉机关最初的量刑建议是两年六个月。张领接手后，没有在定性上过多纠缠，而是把精力放在排放数量与危害后果的对应关系上，逐车核对证据，对部分事实认定提出异议。最终，当事人被判处一年十个月有期徒刑。

另一起诈骗案则展现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辩护空间。当事人李某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以办理土地手续为名骗取他人财物六十余万元。公诉机关给出的量刑建议是认罪认罚六年、不认罪认罚也是六年。这个“认不认都一样”的建议让当事人和家属都很沮丧。张领没有放弃，他从退赃退赔、取得谅解、当事人家庭情况等多个维度组织辩护意见，最终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还有一起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罪名变更的经历颇为典型。2025年8月，未成年人郭某某受他人指挥，在山西、河北、陕西等地参与取现三十余次，涉案数额四百八十余万元。公安机关以诈骗罪立案，如果这个罪名成立，刑期不会短。张领从侦查阶段就介入，反复与办案机关沟通，提出郭某某仅负责取现、对上游诈骗行为缺乏主观认知的辩护意见。最终罪名变更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犯罪数额仅认定六十九万元，郭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普法路上的“张律师”

在榆林当地，张领律师更被社区居民和学校师生熟悉的身份，可能是那个“来上课的张律师”。

靖边县司法局组织的“大宣讲”进社区活动中，他走进育才路社区，为社区工作者讲解婚姻家庭纠纷调解、邻里矛盾化解、老年人权益保障、防范非法集资和电信诈骗等实务问题。讲座没有照本宣科，而是用真实案例把民法典、人民调解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条文掰开揉碎讲清楚。现场互动时，社区干部们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张领逐一解答。

“调解协议怎么写才有效力？”“老人被电信诈骗了，社区能做什么？”“孩子在学校被欺负，法律上怎么界定？”这些问题看似琐碎，却都是基层治理中绕不开的坎。育才路社区负责人事后说，这样的法律服务正是基层需要的，特别是关于调解协议规范性的讲解，让社区工作者在调解纠纷时更有底气。

在红墩界镇九年制学校，张领为青少年们带去的是未成年人保护专题讲座。杜绝校园欺凌是宣讲的重点，他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让学生们明白哪些行为可能触犯法律、遇到欺凌该怎么求助。作为靖边县第五中学的法治副校长，这样的讲座对他来说已是常态。

专业之外的坚持

2025年，张领获得了陕西辅衡律师事务所“优秀公益律师”称号。这个荣誉在他看来，更多是一种鞭策。他目前还担任律所办公室副主任，日常事务不少，但刑事案件和普法活动他都没有落下。

“刑事案件办多了，有时候会想，如果早一点有人给当事人讲清楚法律红线在哪里，可能就不会走到这一步。”这种想法促使他在普法上投入更多精力。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只要有需要，他尽量安排时间。

从公安到律师，从侦查到辩护，张领的职业转型看似跨度不小，但内在的逻辑其实一以贯之——都是在跟刑事案件打交道，只是角色不同、视角不同。这种双重经历让他在辩护时既能看到控方的证据体系，也能找到辩方的切入点。

对于未来，张领没有太多宏大的规划。把手头的案子办好，把每一场普法讲座讲好，在刑事辩护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用他的话说，“刑事辩护不是走形式，每一次会见、每一份辩护词，都可能影响一个人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