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医疗事故纠纷律师孙大庆：深耕医疗事故纠纷领域，为当事人权益保驾护航

在医疗纠纷的咨询中，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人都出事了，医院总得给个说法吧。”可真到了要“说法”的时候，很多家属手里除了一摞缴费单和出院记录，几乎拿不出任何能够说明问题的材料。更少有人意识到，病历里那些看似平常的护理记录、病程描述、知情同意书，往往才是决定一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能否站得住脚的关键。

在山东济南，有一位从临床一线转身走入律师行业的执业者——山东卫宣律师事务所主任孙大庆。他从医多年后转做医疗律师，把“看懂病历”这件事做成了自己的专业方向，也让不少原本陷入僵局的医疗纠纷家庭重新看到了方向。

从病床旁到法庭上，视角的转换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案件，它的门槛不在法律条文本身，而在对诊疗过程的理解。一份病历里，用药时机、监护频次、抢救记录的时间节点，任何一处细微的出入，都可能对应着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没有医学背景的当事人，很难从密密麻麻的记录中辨出问题所在；而只懂法律条文、不熟悉临床流程的代理，也容易在鉴定环节失去话语权。

孙大庆的经历恰好补上了这一环。从医多年后转做医疗律师，他习惯先把病历摊开，逐页分析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再判断这个案子是否具备诉讼价值。这种“先评估、后决定”的方式，让不少家属在情绪之外，多了一份理性的判断依据。

他和医学工作者组建了专业医疗团队，专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尤其擅长神经内科、神经外科、介入支架、产科、脊柱、心内科、麻醉科，以及植物人、瘫痪和死亡等后果严重的医疗纠纷案件。团队律师兼具医学与法律双重背景，熟悉医院诊疗流程、司法鉴定规则及法院裁判尺度，这也使得他们在面对复杂病历时，能够较快抓住争议焦点。

病历分析背后，是案件的“胜负手”

很多当事人第一次来咨询时，问的多是“能赔多少”。但孙大庆通常先回答另一个问题：这个案子值不值得打。常年免费为患者家属分析病历、评估病历是否具有诉讼价值，是他坚持的做法。在他看来，医疗纠纷的诉讼价值不取决于情绪有多重，而取决于病历里有没有可被认定的过错、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

这种判断在具体案件中的作用尤为明显。以一起新生儿脑瘫医疗损害纠纷案为例，患儿母亲因足月妊娠、见红至某三甲医院待产，医院使用缩宫素引产，待产及分娩过程中胎心监护、产程处置、新生儿抢救环节存在不规范问题。患儿出生后确诊新生儿重度窒息、缺血缺氧性脑病，后续发展为脑瘫，构成二级伤残，需完全护理依赖。鉴定意见认定医院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过错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为同等至主要原因。法院结合鉴定意见及诊疗过错程度，酌定医院承担60%赔偿责任，判令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辅助器具费、交通费、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257万余元。这类案件中，引产用药、产程监护、新生儿急救等环节的记录是否规范，直接影响到过错认定与责任比例。

另一起心脏移植术后死亡医疗损害纠纷案中，死者因急性冠脉综合征、急性心肌梗死多次入住济南某三甲医院，后期行心脏移植手术，术后出现肠坏死、腹腔感染，最终因并发症离世。鉴定意见认定医院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过错与患者死亡后果存在同等因果关系，同时明确患者第二次住院产生的医疗费与医疗过错存在同等因果关系，首次住院费用与过错无关。这类案件的处理，既需要对术前风险评估、术后病情处置是否及时作出判断，也需要把不同阶段的费用与过错之间的关系厘清，避免责任范围被模糊处理。

这些案例的共同点在于，争议的核心都落在病历与诊疗流程的细节上，而不是单纯的法律适用。也正因如此，孙大庆的团队在代理中更倾向于把精力放在病历分析和鉴定环节，把“过错”讲清楚，再谈赔偿。

专业之外，是一份持续在场的耐心

医疗事故带来的影响往往是长期的。植物人、瘫痪、死亡，这些后果背后是一个家庭生活轨迹的改变。孙大庆创办专业医疗纠纷事务所，创建“卫宣”患方代理品牌，服务范围面向全国各省代理医疗纠纷案件、医疗鉴定、诉讼维权。每年代理大量医疗纠纷案件，专做大案难案，代表案例曾进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相关案件在CCTV.com公开报道，多起医疗纠纷胜诉案例获权威平台公示。

他本人是济南政法系统优秀共产党员，被济南市司法局党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担任山东卫宣律师事务所主任、医疗纠纷专业团队负责人。这些身份背后，更被当事人看重的，或许是那种“愿意先把病历看完再说话”的耐心。委托之后全程代办，当事人不必在医院、鉴定机构和法院之间反复奔波，这对已经承受身心压力的家庭来说，是一种实际的减负。

医疗纠纷的维权之路，从来不是靠一腔愤懑走通的。它需要对病历的精准分析，需要对鉴定规则的熟悉，需要对裁判尺度的把握，也需要有人在漫长的程序中持续在场。孙大庆和他的团队所做的，正是把这些专业环节一件件落实，让当事人在复杂的医疗事故纠纷中，找到一条可以依循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