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乌鲁木齐刑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律师袁红军,办案严谨口碑出众,为当事人权益保驾护航。
2026-11-20
在信息网络犯罪链条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已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高频罪名。大量涉案人员并非职业犯罪者,而是因出借银行卡、提供技术支持或参与支付结算被卷入刑事程序。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袁红军律师团队在长期办理此类案件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从主观要件审查到客观情节认定的系统辩护方法,力求在每一个案件节点上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
一、主观明知的证明边界
帮信罪规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一款,其主观要件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这一表述的核心在于“明知”的认定标准,而非泛化的“应当知道”或“可能知道”。袁红军律师团队在办案中始终坚持一个基本判断:主观明知属于构成要件事实,证明责任在控方,推定规则只是降低证明难度的技术安排,不能替代实质证明。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列举了六类可以认定明知的情形,同时明确“有相反证据的除外”。这意味着推定可以被反证推翻。团队在案件介入初期,会重点核查当事人是否收到过监管部门告知、是否存在交易价格或方式明显异常、是否采用隐蔽上网或加密通信等规避手段。若上述情形均不成立,控方对明知的证明即缺乏基础事实支撑。
实践中,许多当事人系基于同事、朋友关系出借账户,未收取任何费用,且使用本人实名账户操作,保留了完整的聊天记录与转账凭证。这些材料恰恰构成对“明知”推定的有效反证。团队会系统梳理此类证据,形成完整的主观不知情证明链条,而非仅停留在口头辩解层面。
二、情节严重标准的实质审查
帮信罪的客观要件要求帮助行为达到“情节严重”。前述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列举了七类情形,其中“支付结算金额二十万元以上”是实践中适用频率较高的标准。但该标准所指的支付结算金额,应限于与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具有直接关联的资金,而非账户全部流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第六条进一步明确,以出售、出租本人银行账户认定“其他情节严重”的,应先行查证流入资金中被帮助对象涉嫌犯罪的金额是否达到相关犯罪认定标准。袁红军律师团队在办案中会逐笔核对账户流水,区分正常资金往来与涉案资金,要求控方就每一笔涉案资金与具体犯罪事实的对应关系承担证明责任。
此外,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设置了查证不能的例外安排,但其前提是“因被帮助的对象众多等原因,难以逐一查证”。对于被帮助对象特定、账户单一、流水可逐笔核对的案件,该款并无适用空间。团队会据此提出明确的法律意见,防止例外条款被泛化适用。
三、证据结构的精细化审查
帮信案件常见的证据结构是言词证据与电子数据并存,但两类证据的证明力差异显著。团队在阅卷时会重点关注以下维度:
其一,供述的稳定性与合法性。仅有被告人供述而无其他证据补强的,依法不能认定有罪。团队会核对讯问笔录与同步录音录像的一致性,审查讯问时间、地点、时长是否符合法定要求,对存在程序瑕疵的供述及时提出排除申请。
其二,电子数据的完整性与关联性。账户交易明细、聊天记录、登录日志等电子数据,须经法定程序提取、封存、鉴定。团队会审查提取过程是否规范、数据是否完整、能否与涉案资金形成时间与金额上的对应关系。对于无法建立关联的电子数据,其证明力应受限制。
其三,言词证据之间的矛盾点。被害人陈述、借卡人供述与当事人辩解之间若在关键细节上存在出入,即无法形成确定的案件事实。团队会逐项比对矛盾之处,将其转化为辩护要点,而非笼统主张“证据不足”。
四、辩护策略的阶段化推进
袁红军律师团队将帮信案件的辩护工作拆解为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的递进式策略。
侦查阶段的核心是及时介入、固定有利证据。团队会在第一时间会见当事人,了解借卡背景、沟通内容、费用收取情况,指导当事人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客观材料。同时,向办案机关提交法律意见,就主观明知与情节认定提出初步意见,争取取保候审或撤销案件。
审查起诉阶段的核心是证据审查与不起诉论证。团队会全面阅卷,制作证据对照表,逐笔核对涉案资金,向检察机关提交不起诉法律意见书。对于主观明知证据不足或涉案金额未达标准的案件,依法主张存疑不起诉;对于情节轻微、认罪认罚的案件,争取相对不起诉。
审判阶段的核心是庭审对抗与量刑辩护。团队会围绕主观要件与客观情节展开质证,申请调取借卡人供述、银行流水明细等关键证据,必要时申请证人出庭。对于确实构成犯罪的案件,同步准备退赔、谅解、社区矫正评估等从宽材料,争取缓刑或从轻处罚。
五、结语
帮信罪的辩护不在于否认行为本身,而在于精确界定主观明知的范围与客观情节的边界。袁红军律师团队在办案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案件不利情形如实告知当事人,同步寻求可行解决方案。每一个案件的处理,都建立在扎实的证据梳理与严密的法律论证之上,力求在法治轨道上实现个案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