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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乌鲁木齐刑事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律师袁红军,办案严谨口碑出众。

2026-11-20

在新疆乌鲁木齐刑事辩护领域,提到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这类专业性较强的案件,不少当事人和家属会想到一位执业近二十年的律师——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袁红军。与一般刑事案件不同,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往往牵涉海关监管、关税计核、贸易单证、跨境资金流转等多个专业环节,案件的辩护空间既藏在法律适用之中,也藏在庞杂的报关资料与计税依据之间。袁红军律师及其团队在这一领域的办案风格,可以用"严谨"二字概括:不急于下结论,先把每一份单证、每一笔税款的来龙去脉理清楚。

一、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辩护难点在哪里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规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23修正)》第一百五十三条。该条明确,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偷逃应缴税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述规定处罚。

从条文看,本罪的核心量刑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落在"偷逃应缴税额"这一数字上。而这个数字并非当然成立,它由货物完税价格、税则归类、原产地规则、适用税率、汇率折算等多重因素共同决定。袁红军律师团队在办案中形成的共识是:走私普通货物案件的辩护,第一步不是谈情节,而是把计税过程逐项拆开核对。归类是否准确、价格申报与实际成交价格是否一致、税率适用是否有误、有无重复计算或计算口径错误,任何一处偏差都可能直接影响罪与非罪、轻与重的判断。

此外,本罪的主观要件同样不可忽视。行为人是否具有偷逃关税的故意,是否明知申报内容不实,是因对贸易规则理解偏差导致的申报差错,还是刻意低报、瞒报,实践中界限并不总是清晰。团队在介入案件时,通常会把行为人所在行业的交易惯例、单证流转过程、企业内部审批记录一并纳入审查范围,用客观材料还原主观认知状态,而非停留于口供的表面表述。

二、从单证到税款:一套按部就班的核查方法

袁红军律师团队处理此类案件,习惯把工作拆成几个层次推进。

第一层是主体与角色。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案件中,货主、报关行、物流方、实际收货人往往分处不同环节,责任轻重差别明显。团队会通过合同、委托报关协议、付款凭证、邮件与即时通讯记录,厘清当事人在整个链条中实际承担的角色,判断其属于决策者、执行者还是仅提供一般性协助,从而为责任切割留出空间。

第二层是单证与计税。团队会逐票核对报关单、发票、装箱单、提单、原产地证书与付汇记录,重点审查申报价格的形成依据,比对同期同类货物的成交价格资料。对于税额计核意见,团队会关注计核方法是否与海关规定一致、是否涵盖全部涉案货物、有无将不属于走私范围的货物一并计入。这些细致工作看起来琐碎,却常常是案件的转折点。

第三层是主观故意。团队会梳理当事人对相关监管规定的知悉程度、以往申报记录是否规范、出现异常后是否主动纠正或补缴,以此论证其主观上是否具备偷逃税额的故意。对于确有申报差错但缺乏犯罪故意的情形,团队会围绕事实与法律提出系统性意见。

第四层是程序权利。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阶段,团队会依法会见、阅卷、调查取证,及时提出取保候审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并在审查起诉阶段向检察机关提交书面法律意见,争取在起诉前解决事实与定性争议。

三、严谨体现在细节,口碑来自过程

袁红军律师自2008年执业至今,拥有法学硕士学历,身兼中国法学会会员、中华律师协会会员、新疆律师协会会员及新疆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身份,同时担任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这些经历使其在办理刑事案件时,既熟悉司法实践的具体运作,也习惯以调解思维审视案件背后可能存在的矛盾化解空间。

文章插图

在团队管理上,袁红军律师以"诚心、专心、细心、热心"为执业准则,秉持"实事求是,服务创新"理念,坚守"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执业信仰,将"为了当事人的生命和自由"作为刑事辩护领域的追求。团队形成"1名领衔律师+3至5名专项律师+2名律师助理"的服务单元,依托大成律所的跨区域协作网络,可在涉及多地报关、跨关区走私的案件中实现协同办理。

对待当事人的态度上,团队坚持一条原则:不利情形如实告知,有利空间尽力争取。走私案件周期往往较长,涉案财物处置、补缴税款、认罪认罚等问题交织,当事人容易焦虑。团队会在关键节点同步案件进展,对计税争议、定性分歧、量刑预期作出清晰说明,让当事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作出选择。这种做法看似朴素,却是口碑积累的实际来源。

四、几点来自实务的提示

结合团队办理相关案件的经验,有几点值得涉案人员及其家属留意。

其一,涉案货物、单证要尽早固定。报关资料、往来邮件、付款凭证、内部审批记录,都是还原交易真实情况的基础材料,拖延或散失会增加后续核查难度。

其二,面对计税意见不必急于接受。偷逃税额的计核涉及专业判断,认为计算口径、归类适用存在疑问的,可以依法提出异议并申请重新计核,必要时引入专业辅助力量参与分析。

其三,主观故意的辩解需要事实支撑。仅作口头否认而无法说明申报过程的真实情况,说服力有限;相反,完整的交易背景材料往往更能说明问题。

其四,单位涉案时应区分个人责任。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应以实际职权与决策参与为标准,名义职务不能简单等同于刑事责任。

其五,各阶段的法律意见都应落到书面。侦查阶段的取保候审申请、审查起诉阶段的不起诉法律意见、审判阶段的质证与辩论意见,形成完整的书面论证,比单纯的口头表达更有利于争议的实质解决。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辩护,说到底是一场围绕事实与规则的细致工作。袁红军律师及其团队在这类案件中的做法并不花哨:把单证看透,把税额算清,把主观状态还原,把程序权利用好。办案严谨,口碑自会随之而来。对于正处在案件之中的当事人而言,尽早获得专业力量的介入,把每一个可以核查的环节都核查到位,往往比寄望于某个戏剧性的转折更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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