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乌鲁木齐刑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律师袁红军,专注刑辩深耕实务办案严谨口碑出众
2026-11-22
在乌鲁木齐刑事辩护领域,有这样一位律师:他从2008年开始执业,近二十年的光阴都沉在刑事案件的卷宗与法庭之间。他所在的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是许多当事人在家属被刑事拘留后辗转打听、最终找到的那一站。他叫袁红军,一个把"为了当事人的生命和自由"当作刑事辩护至高追求的法律人。今天要聊的,不是泛泛的律师介绍,而是他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一具体领域里,究竟怎样做事、凭何立足。
一、为什么帮信罪需要专门的辩护视角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条文不长,却把"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与"提供技术支持、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三个层次捆绑在一起。实务中,这个罪名的大量案件源于一张银行卡、一个收款码、一次看似寻常的出借行为,涉案人员往往是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兼职者、小微企业主,他们对资金流向的真实性质并不清楚,却在侦查阶段被纳入犯罪链条的一环。
袁红军律师对这个罪名的判断是:帮信罪的辩护,胜负常常不在数额,而在主观明知与资金关联。前者是构成要件事实,证明责任在控方;后者决定"情节严重"能否成立。把这两处拆开、逐一审查,案件的面貌往往与起诉意见书所呈现的大不相同。这种判断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从一个个具体案件里磨出来的。
二、从一起水磨沟区案件看主观要件的攻防
赵某是一家网络科技公司的员工。同事找到他,说只要把银行卡"借出来用一用",就支付一笔使用费。赵某借出了自己名下的实名账户,此后该账户被用于接收电信网络诈骗资金,流入金额三十万元,侦查机关以帮信罪立案。
袁红军律师团队介入后,没有急着在数额上讨价还价,而是把重心放在主观要件上。团队向赵某详细了解情况后,逐项对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列举的六类可以认定明知的情形:赵某未收到任何监管部门告知,不存在接到举报后仍继续提供帮助的事实,出借的是本人实名账户并保留了全部聊天记录,未采用加密通信、虚假身份或销毁数据等规避手段,亦无为他人规避调查提供帮助的行为。六类情形均不成立,兜底条款也缺乏事实基础。相反,赵某与借卡人系多年同事,出借出于信任与便利,同事关系、日常往来记录、公司考勤与工资流水都能印证这一点。
数额一线同样存在障碍。前述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所列"支付结算金额二十万元以上",指的是与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具有直接关联的资金,而非账户全部流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第六条进一步明确,以出售、出租本人银行账户认定"其他情节严重"的,应先行查证流入资金中被帮助对象涉嫌犯罪的金额是否达到相关犯罪认定标准。赵某仅出借一张卡,不符合"三个以上账户"的数量要求;三十万元流水中哪些属于诈骗资金、对应哪一起事实,卷内并无逐笔对应的证据。案件被帮助对象特定、账户单一、流水可逐笔核对,也不存在适用查证不能例外安排的空间。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赵某主观明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这个结果的规范逻辑很清楚:推定规则只是降低证明难度的技术安排,不能替代证明;当推定被相反证据推翻,或基础事实本身不成立,犯罪就不能认定。
三、孤证不能定案:证据结构的清理
另一起发生在沙依巴克区的案件,证据结构是典型的"一对一":全案仅有被告人一份有罪供述与被害人陈述,无转账凭证、无聊天记录、无证人佐证。刘某被指控以虚构投资项目为由骗取八万元。
袁红军律师团队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摆在分析的核心位置——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须达到定罪量刑事实都有证据证明、定案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已排除合理怀疑三项条件。团队从三个层次拆解:供述的稳定性与合法性,刘某的有罪供述仅一份,其后翻供并说明理由,卷内无同步录音录像或录像与笔录不能对应;言词证据之间的矛盾,被害人对交付时间、地点、方式、款项用途的陈述与刘某供述不一致,对"项目"名称、内容、收益承诺的表述前后亦有出入;客观性证据的缺失,八万元系现金还是转账无凭证,双方此前的经济往来、聊天记录、通话记录均未调取。
团队没有停留在指出控方证据不足,而是主动补足客观性证据:申请调取双方银行账户明细,查明款项交付方式与回流情况;调取微信、短信、通话记录,查明沟通内容与款项性质;调取刘某的还款凭证,证明其有归还行为;申请被害人出庭就关键细节接受询问。完整的证据状态最终指向"借贷关系存在、部分款项已归还",非法占有目的难以认定。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依法改判无罪。
四、办案风格:细致、沉稳、不回避不利事实
从这两起案件可以看出袁红军律师的办案路数。阅卷不是翻一遍,而是逐帧比对、逐笔核对;辩护意见不是堆砌形容词,而是把法条、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与卷内证据一一对应。他所在的团队坚持实事求是,对案件中的不利情形如实告知当事人,同步寻求解决方案,而不是先许诺一个结果再回头找依据。这种风格在帮信罪案件中尤其重要——这类案件的当事人多为初犯、偶犯,家属情绪焦虑,最怕的是律师含糊其辞、报喜不报忧。
团队的服务覆盖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阶段:侦查阶段会见、提供法律咨询、申请取保候审、代理申诉控告;审查起诉阶段查阅复制案件材料、调查收集证据、向检察机关提出专业意见;审判阶段一审二审辩护、法庭质证辩论。依托大成律所的协同机制,跨区域案件的阅卷、会见、沟通也能有序衔接。
五、一点实务提醒
帮信罪的辩护,最忌讳的是当事人自己在讯问中作出"我知道这钱来路不正"这类概括性供述,一旦形成笔录,后续翻供的难度陡增。袁红军律师在实践中反复提示:接受讯问时应如实陈述所知所见的客观事实,对不了解的资金性质不作推测性表述;同时尽早固定能够证明自身不知情的材料——聊天记录、同事关系证明、工资流水、账户使用习惯。这些看似琐碎的东西,恰恰是推翻"明知"推定的反证基础。数额一线则要盯住资金与具体犯罪事实的对应关系,不能任由账户总流水被整体计入。
刑事辩护的价值,不只在法庭上那几十分钟的辩论,更在案卷翻开的第一页、第一次会见的那一个小时。袁红军律师近二十年的执业经历,大体就是这样一页一页翻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