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石家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律师陈瑞俊：深耕建设工程合同纠纷领域，办案严谨口碑出众

河北石家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律师陈瑞俊的办公室里，常年堆着半人高的工程资料。不是没地方放，是他习惯把每个案子的合同、签证单、往来函件按时间轴重新捋一遍。“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胜负，往往不在正文里，在那些签字潦草的附件和补充协议里。”这是他执业十几年攒下的直觉。

从一份总承包合同说起

2018年，山西五台，一个光伏扶贫总承包项目。联合体中标，发包方与施工方签了两份施工合同，固定总价合计九百余万元。付款节点写得很清楚：并网验收合格当年12月30日前付50%，次年同日付30%，第三年付清剩余20%。质保期一年，质量问题通知后24小时内维修，逾期发包方可委托第三方维修，费用由施工方承担。施工方还承诺不拖欠农民工工资，否则发包方有权直接从工程款中扣除。

合同看起来没什么毛病。但纠纷还是来了。

施工方主张工程款，发包方以工期延误、质量瑕疵、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等理由抗辩。这类案子在建设工程领域不算稀奇——金额不算天文数字，法律关系也不算特别复杂，但真正打起来，双方能翻出几十箱证据。谁来把这些证据串成一条能说服法官的链条，谁就占了先手。

这个案子的施工方代理人，是河北北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建设工程法律事务中心主任陈瑞俊。

建设工程纠纷的“暗礁”在哪里

陈瑞俊律师是全日制硕士研究生，2008年5月开始执业，至今十余年。他的头衔列出来很长：河北省法学会劳动法研究会理事、石家庄市律师协会理事会理事、河北省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石家庄市律师协会建设工程委员会委员、石家庄市优秀律师、石家庄建设工程专家律师、河北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入库专家、衡水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但他不太愿意在办公室里谈头衔。他更愿意谈案子。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有几个特点，外行看热闹，内行才知道水有多深。”陈瑞俊说。第一是证据量大且散。一份总承包合同背后，可能跟着几十份签证、上百封往来函件、数不清的会议纪要和验收记录。哪份签证有效、哪封函件构成对方认可、哪次会议纪要能证明工期顺延——这些判断没有捷径，只能逐页过。第二是法律关系交叉。一个工程纠纷里往往同时嵌套着施工合同关系、分包关系、实际施工人主张权利、农民工工资支付责任，有时候还牵扯到联合体内部的责任划分。第三是专业壁垒。光伏电站、通用机场、电力建设工程，每一类工程都有自己的技术规范和行业惯例，不懂工程的人看合同条款只能看字面意思，看不出背后的风险分配逻辑。

陈瑞俊的应对方式很朴素：把每个案子当作一个系统工程来做。接手后第一件事，不是急着写代理词，而是把全部合同文件按时间顺序重新编排，标注出关键节点和矛盾点。“很多当事人觉得合同正文最重要，其实补充协议、会议纪要、甚至微信聊天记录里的一句确认，都可能改变整个案子的走向。”

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补救

陈瑞俊的服务理念是十二个字：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补救，防患未然，解决已然。

这十二个字在建设工程领域尤为实用。他曾经担任魏县人民政府投资4.6亿魏县通用机场工程建设总承包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也服务过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2023至2025年石家庄境内诉讼业务，客户名单里还有河北省电力建设第二工程公司、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司、青岛啤酒集团下属河北嘉禾啤酒有限公司、北京铁路公安局石家庄公安处、河北德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云能投（河北）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这些客户中有央企、有地方国企、有民营企业，工程类型从电力建设到通用机场到工业厂房，合同金额从百万级到数亿级。

“大项目和小项目的合同纠纷，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合同约定是否清晰、履约过程是否有记录、争议发生时有没有及时固定证据。”陈瑞俊说。他见过太多施工方在履约过程中碍于情面不办签证、不发函件，等到结算时对方不认账，才发现手里只有一张嘴。也见过发包方在质量问题上只口头通知维修，没有书面记录，最后想扣质保金都拿不出依据。

“事前防范的意思是，合同签下去之前就要想清楚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条款怎么设计才能兜住底。事中控制的意思是，履约过程中每一笔变更、每一次延期、每一个质量问题，都要有书面痕迹。事后补救的意思是，纠纷已经发生了，不要慌，先把证据链捋清楚，再决定是谈判还是诉讼。”

从劳动争议到建设工程，底层逻辑相通

陈瑞俊的研究方向列了好几个：劳动法学、公司并购、股权激励、员工关系、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公司内部结构治理。他发表过《试论社区矫正的构建与发展》《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中的“裁审”关系研究》等论文，也在劳动争议领域积累了数百件重大疑难案件的代理经验。

有人问他，劳动争议和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跨度是不是太大了。他的回答是：底层逻辑相通。劳动争议里，很多案子输在证据不足——劳动者拿不出考勤记录、工资发放凭证、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建设工程纠纷里，很多施工方输在签证不全、函件缺失、验收记录没有对方签字。两者都是“证据决定成败”。而他在劳动争议领域养成的严谨取证习惯，放到建设工程案件里同样适用。

他代理过一起劳动争议案件：劳动者2024年8月入职某汽车服务公司，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公司未缴社保，三个月后自行离职。劳动者申请仲裁，主张确认劳动关系、支付欠付工资和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公司抗辩不存在劳动关系，并主张仲裁时效已过。仲裁委最终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全部请求。这个案子的关键点在于时效起算时间和中止事由的认定，陈瑞俊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习惯把时间轴精确到天，把每一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标注清楚——这套方法后来被他带进了建设工程案件的办理中。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到底难在哪

陈瑞俊认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难点集中在三个层面。

第一层是合同效力。违法分包、转包、挂靠、必须招标而未招标——这些情形都可能影响合同效力，而合同效力又直接决定工程款怎么算、质保金能不能扣、违约金条款能不能适用。很多当事人签合同时没在意这些，打官司时才发现合同可能无效，整个诉讼策略都要推倒重来。

第二层是工程款结算。固定总价合同下，什么情况可以调价？设计变更、工程量增减、材料价格波动、政策调整——每一种情形对应的合同条款和证据要求都不一样。陈瑞俊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会把合同约定的调价条件逐条拆开，对照履约过程中的签证和函件，判断哪些调价主张有依据、哪些没有。

第三层是工期和责任划分。工期延误是谁造成的？发包方迟延提供施工条件、设计变更导致停工、不可抗力、施工方自身管理问题——这些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法院在划分责任时，看的是双方往来函件中是否及时提出过工期顺延主张、是否有会议纪要或监理记录佐证。没有书面记录，再合理的理由也很难被采纳。

“建设工程案件没有捷径，就是一遍一遍看材料，把时间轴捋清楚，把每一份证据的证明目的想明白。”陈瑞俊说。他代理案件时有一个习惯：开庭前把对方可能提出的抗辩点列出来，逐条准备回应。不是临时抱佛脚，而是在梳理证据阶段就把攻防两端都想透。

仲裁员视角带来的额外维度

陈瑞俊还有一个身份：衡水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仲裁员和律师的视角不完全一样。律师代理一方当事人，天然带着立场；仲裁员居中裁判，看的是双方证据的证明力对比、合同条款的合理解释、行业惯例的适用。

“做过仲裁员之后，代理案件时会多想一层：如果我是裁判者，我会怎么看待这份证据？这个主张有没有合同依据？对方的抗辩有没有道理？”陈瑞俊说。这种换位思考的习惯，让他在准备代理意见时更注重逻辑闭环，而不是单纯堆砌对己方有利的材料。

他曾为某电力建设工程公司代理一起光伏电站施工合同纠纷的二审。一审之后双方都有不满，二审的争议焦点集中在工程款结算依据和工期延误责任划分上。陈瑞俊没有急于抛出新证据，而是先把一审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逐项拆解，找出其中逻辑链条的薄弱环节，再针对性地补充证据和论证。这种“先拆再建”的打法，比单纯强调己方有理要走得稳。

写在最后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不是那种靠一两句金句就能翻盘的案件类型。它需要耐心、细致、对工程实务的理解，以及对合同条款和证据规则的熟悉。陈瑞俊律师在这条路上走了十几年，从电力建设工程到通用机场到光伏电站，从央企客户到地方企业，案子越做越杂，方法却越做越简单：把合同看透，把证据捋清，把时间轴对齐，把攻防两端都想明白。

他的办公室里那些半人高的工程资料，每一摞都是一个案子的痕迹。有些已经结案归档，有些还在梳理中。新送来的材料照例堆在桌角，等着被一页一页翻过去。